武雅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法国里昂商学院企业家商学院

讲师证书课程学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

1月25日，PSA（标致雪铁龙集团）宣布将撤离38名员工，拉开了跨国车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帷幕。随后，在武汉及周边设有工厂的汽车合资企业，如东风本田、东风雷诺、上汽通用等都采取了将外籍员工撤出武汉的举措。同时，跨国车企如通用、福特、日产等也暂停了员工前往武汉的出行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节假期进入尾声，在国务院办公厅27日发布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通知的基础上，汽车企业也纷纷推出了延迟复工的安排。福特表示，其在华合资企业长安福特的工厂预计延迟至2月10日恢复生产。本田汽车表示，暂停中国所有工厂的运营，直至2月9日。丰田汽车发言人在面对福布斯采访时称，“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地区政府的指导方针以及零部件的供应情况，截至1月29日，我们决定暂停在华工厂的运营，直到2月9日。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从2月10日起就行动做出进一步决定。”

汽车产业拥有关联紧密的产业链，不出意外，对供应链的关注也随之而来。大众汽车与通用汽车的供应商阿普提夫公司表达了对疫情造成影响的担忧，“由于新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汽车制造商本季度在中国的产量可能会减少15%。”同时，出行解决方案公司安波福（Aptiv）的首席财务官Joseph Massaro还表示，"此次疫情对行业的影响将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和劳动力何时回归工厂开始作业。”

“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事态的进展，如果当前的情况继续下去，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将会中断。”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沃尔克马尔·邓纳尔（Volkmar Denner）在接受欧洲汽车新闻采访时指出。

而就在此时，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世卫组织总干事宣布2019-nCoV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并接受突发事件委员会建议，将其作为《国际卫生条例（2005）》下的临时建议发布。就汽车产业来说，这一决定是否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我们当下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应该如何预测未来的发展？

带着一系列疑问，《环球时报汽车周刊》记者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武雅斌。

武雅斌是法国里昂商学院企业家商学院讲师证书课程学员，曾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执行院长，并长期在商务部任职，从事宏观经济研究、贸易、产业和投资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谈判工作。以下即是采访实录：

记者：在2019-nCoV疫情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后，会产生哪些直接影响？从长期来看，是否会有重大影响？

武雅斌：世卫组织经慎重商讨，宣布将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以下简称“PHEIC”），是负责任的表态。这一消息的公布，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都将产生影响，但不会出现“断崖式”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应该还是间接和较小的。

一般而言，一国发生重大疫情，通常首先直接影响人员来往和贸易，这当然也会间接传导到投资。但真正影响跨国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一国的综合营商环境，二是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从长期看，我认为中国在这两方面均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从营商环境看，跨国投资者主要考虑的是在一国投资的政策确定性和经济可行性，也就是长期回报的问题。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世行等国际机构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排名持续上升，《外商投资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为中国营造更开放、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因此，即使在全球投资低迷、各国竞争激烈的背景下，2018和2019年中国吸收外资仍逆势上涨，保持了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这一因素并未由于疫情的爆发和PHEIC的公布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对经济而言，“确定性”最为关键。疫情的公布大大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道琼斯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在WHO消息发布后短时内均止跌回升的市场反应，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面对突发疫情，一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应对能力、执行能力，都会经受全面考验，并会作为考察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影响到未来投资者的信心和投资决策。中国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能力和政策及积极努力有目共睹，WHO多次表态“充分认可中国的努力”，“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十分有信心，也相信中国有能力尽早控制疫情”。后续的影响，还要看疫情的发展和防控的实际效果。一般而言，WHO关于PHEIC的建议，亦会随疫情的发展而做相应调整。因此，这种影响不会是长期的。

当然，短期内疫情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面应该还是比较大的，但规模程度可控，影响时间不长，更与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关。以2003年“非典”为例，2003年二季度中国GDP增速较一季度下滑2个百分点，待疫情消退后即大幅反弹，全年GDP仍实现了较高增长。而当时“非典”疫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进口和消费上，出口和投资增速均未出现明显下降。

2009年，美国甲型H1N1流感爆发，4月25日WHO宣布该疫情为PHEIC（2010年4月疫情基本结束）。这期间，美国对外贸易大幅下滑，2009年4至8月均同比下降30%左右，但年底即出现扭转（2009年12月同比增长8.2%）。同样，受疫情影响，2009年美国吸引外资同比下降52.8%，从上年3410.9亿美元大幅下降至1610.8亿美元，不过2010年即在低基数上实现了63.9%的高增长，恢复到2640.4亿美元，并在其后4年保持了大致相同的水平，为2015至2016年的引资高潮打下了基础。而2015至2016年，南美寨卡病毒被列为PHEIC，巴西仍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举办了夏季奥运会。

记者：有人称流感“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归美国”，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武雅斌：前面提到，在投资决策中，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重要，它关系到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技术可行性。随着世界经济的高度全球化，已形成跨越国界的价值链网络，它打破了传统的产品生产过程，使不同的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具备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行业齐全、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在16个制造业门类中的12个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价值链，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都难以被替代的价值链网络。

因此，即使在中国人口红利削弱、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再明显，以及欧美发达国家提出“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不惜利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手段进行要挟的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甚至在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的直接影响下，绝大部分跨国企业采取的也仅仅是“中国+1”的海外投资布局模式，仍把核心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这正是由于短时间内调整包含千千万万个零部件供应商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相反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助力下，未来的生产制造具有向消费地转移的趋势。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和汽车市场，消费升级和扩大进口的政策更吸引着全世界有眼光的投资者。单武汉一地，借助“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性和中部地区的枢纽地位，就吸引了美国通用、日本丰田和日产等车企和法国在华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资。更多的跨国企业被中国这个潜力巨大而无法忽视的国内消费市场所吸引，“用脚投票”，反而选择在中国加注投资。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力量。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专家认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过去40年中并没有改变，而是可能增加”。有些国家正是忽视了工业制造业在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中的支柱作用，过早“去工业化”，过度金融化，“脱实就虚”，从而造成了本国产业“中空化”的困境。从这个角度讲，与短期的疫情相比，中国庞大的供应网络和市场潜力，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营商环境优化步伐，以及逐年提高的劳动者素质，才是跨国企业在“押宝中国”的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某些人期望出现的“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归”的现象，大概率会落空。

记者：您认为，中国眼下应该如何应对？通过哪些方式可以尽可能将损失控制到最小？

武雅斌：首先，信心最宝贵。经济走向很大程度上受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大众情绪影响。在压力下，要引导投资者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其次，政府要应对有序。可以适时根据实际需求采取一些逆周期的调节和对冲政策，如财税减免、补助贴息、基建支出、国债支持等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扩大进口和鼓励消费的政策，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科学评估政策的叠加效应，不能“用药过猛”，过犹不及。

最后，要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欠发达地区、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年轻人、妇女、农民工等就业中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补助和照顾，提高转岗培训和赋能力度，关注开工率和就业率这两个经济核心指标，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在这一方面，国际组织也可以提供支持和帮助。

*文章转载自《环球时报汽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