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叠加的经济危机在全球爆发，美股4次熔断、原油价格暴跌，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从国家到企业再到个人应该如何应对？

4月18日下午，法国里昂商学院GDBA空中讲坛暨2020级项目交流会特邀法国里昂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工商管理博士DBA导师卢骏，为大家带来了主题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变局》的演讲，深刻分析了新冠疫情下全球金融市场的未来走势以及各国的应对方略。随后卢骏博士与《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先生、以及摩根士丹利资产投资部执行董事楼海琳女士共同以题为《新冠病毒危机下的中国及全球资本市场》，进行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圆桌讨论，分享了各自的前沿洞见与深入思考。

卢骏：叠加新冠疫情的2020金融危机或将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

今年三月，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经历了一场极为罕见的金融市场动荡，其导火索就是沙特和俄罗斯打响的石油价格战。由于双方在石油减产的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沙特就单方面宣布将于4月进行石油增产，从而引发了原油的价格战。

众所周知，沙特和俄罗斯占据石油出口的主导地位，对各自财政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沙特石油的财政平衡价格高于俄罗斯。如果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为了获得财政平衡，让石油价格保持在相对高位，沙特是最希望达成石油减产协议的。此番沙特主动打响原油战还是源于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沙特预判未来经济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生较大的萧条和衰退。为了争夺原油的存量市场，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大幅降价策略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于是，短时间内，原油价格由原来的45美元一桶迅速下跌至20美元一桶，并跌破了美国页岩油的成本价。

近十多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美国页岩油企业一直是垃圾债的主要发行者之一，而此次原油价格战导致美国垃圾债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从而导致市场波动性的提高。

在这一情况下，各国银行的风险敞口降低，纷纷缩减美元做市的规模，导致了美元的短缺和流动性危机。所以企业和个人只能通过抛售资产来回笼美元，这一过程又造成了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同时，美元的奇缺还导致了美国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间外汇互换利差的上升，并在原油价格战期间达到了峰值，以至于外汇互换的链条全部中断，从而导致外国银行进一步缩减做市规模，令美元更加难借，最终形成了一个螺旋向下的自循环过程。

此次的美元流动性危机还导致了全市场资产的抛售，其中就包括美股市场，中断了其连涨11年的大牛市。此前，美股一直处于被高估的状态，大量上市企业进行股票回购，这意味着这些企业认为当前市场上并没有值得投资的标的。当股票被企业回购后就会被注销，造成每股收益率账面上的上升，但公司的业绩其实并没有实质性提升。最终导致了双重隐患：出现了虚幻的牛市和企业杠杆率的上升。

除了股票回购，被动投资的ETF和量化策略的大行其道也触发了此次美股大幅下跌。被动投资的ETF在正常牛市中的占比越高会使整个市场的波动率越低，但当大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就会导致成分股被大幅抛售，增加了股市的波动率。此外，随着采取量化策略的基金近年来的不断增多，其交易行为同质化，当危机来临时都会采取同时卖出的策略，从而会加重了市场的波动及下跌。

在经历了3月的大跌后，美股仍然处于被高估的状态。在过去的两次美股大幅回调中，其总债务都是在下跌了超50%后才完成了股票见底的过程。如果以这一指标衡量美股下跌，那么此次大跌距离美股见底还非常遥远。再叠加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经济活动的冲击，我们对于美股的未来走势不应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

相较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0金融危机的性质更加复杂且更难消除，这是一场由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供给与需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停滞，将更深刻的影响到企业和家庭。应对危机，从宏观层面，一般会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手段，而财政政策更能“治本”，如通过减税和现金补助来帮助企业和家庭度过经济危机。但政府大幅举债也会造成未来政府信用的隐患，而政府权力和功能的扩张还将诱发政治的不稳定性和冲突。

新冠疫情后，将不可避免的出现逆全球化。各国会将生产过程引导至本国，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流通的效率，但同时也会减少系统性风险。此外逆全球化还将造成由全球化时代下的增量市场转变为各国的存量市场，引发各国经济发展的降速，创新能力的减少，从而由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大发展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全球的不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圆桌讨论：独立思考、终身学习，个人和企业应对疫情的“治本”良方

Q1 当前各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空间？大量放水后，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如何收尾？

卢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发明了量化宽松政策，而后全球进入到低利率时代。但早在此次疫情前，负利率政策已经失效，许多企业已经不再借贷。基础货币已经无法通过信贷不断派生出信贷货币，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效了。大家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代不去借贷投入再生产，反而去投资一些投机性资产，将全球的资产价格炒的很高，从而导致各国都出现了阶级不平等的现象。2016年，出现了两个逆全球化的信号：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在最发达的经济体出现了民粹主义，这为我们枪响了警钟。

Q2 此次危机为全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投资人的认知是怎样的？

楼海琳：在此次疫情之前，商业地产本就存在一些比较疲软的基本面。加之中美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外资撤退都造成了需求的降低。疫情的到来使得很多国际投资机构对于国内投资抱有审慎态度。而疫情对于各行各业以及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目前还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有些杠杆过高的企业可能会需要抛售资产，因而市场上会出现一些好的投资机会。

吴晨：在18、19年之时，很多人都认为已经走到了周期的末尾。新冠疫情扮演了一个促使超长周期结束，加剧某些问题暴露的角色。

Q3 此次房地产周期会与经济周期一致吗？

楼海琳：地产有很强的金融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减缓，国内的房产资本将受到很大挑战。但一些新兴行业会在疫情的叠加之下显现效应，如远程办公和云计算，所以一些物流中心、仓储等会变得需求旺盛，投资策略也会随之调整。

Q4 在一个周期的末端，如何判断资产价格？波动性是否还将持续增加？哪些资产价格下降后短期内不会出现反弹？

卢骏：世界上有三大永恒不变的泡沫，美股、中房和日债。此轮调整最多的反而是看似健康的美股，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近两年由于实行房住不炒的政策，很多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趋于稳定。但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承载了太多中国家庭的资产和杠杆。所以对于个人房地产市场，中国政府将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防止大起大落的情况发生。而对于商业地产则会出现分化，一二线城市的办公楼将呈现过剩状态，但一些物流中心、数据中心等地产项目则会需求提升。

此外，如果经济衰退和逆全球化长期持续，将会对一些其他的常见资产产生较大影响，包括各国的股票、房地产以及原油市场等等。一些避险资产，如黄金，可能会保持较好的向上走势。

Q5 应对疫情，中国更多的还是依靠基建，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是否可行？广义的地产市场会怎样发展？

楼海琳：当前的基建已不再是传统的修路造桥，而是向高科技方向发展的新基建，可以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5G和AI。

卢骏：如果没有此次疫情，中国政府一定会继续推行新基建。但疫情之后，经济衰退将造成大量失业，由于新基建不能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所以可能仍会通过旧基建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后续疫情将如何发展，大家都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还很难判断其影响究竟有多大。

Q6 作为个人，在疫情之下应该如何反思，如何发展？

吴晨：疫情需要抗体和免疫，人与人在思想的沟通过程中，同样应该形成抗体，不要被假新闻和阴谋论所影响。信息渠道决定了你的视野和未来的成就。未来对于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而言，个人技能比跨界视野更重要，要永远保持好奇心，对新事物保持开放心态，对于个人和企业的成长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

卢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人在无形之中会变得相对浮躁。如果疫情之下，你的生活变慢了，这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自己去思考和学习，去不断提高个人认知。疫情后的世界肯定会发生转变，所以需要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状态，一定要保持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来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

楼海琳：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看到一个信息后要学会独立验证，而不是马上相信，通过常识和逻辑去判断事情的真伪。